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泱泱中华，其史上下五千年。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主要是从“尚武”改变到“崇文”。但是，尚武到崇文，不是一帆风顺的变化，而是两种精神在不断地斗争之下，一个大的趋势。接下来笔者讲从时间的角度，从几个历史时期来讲述中华文化精神风貌之变迁。
先秦时期
在先秦时代，我国的尚武精神十分热情。由于春秋战国500多年战乱不断。大国连横兼并小国，弱国合纵对付强国。正是这一长达数百年的乱世，为尚武的精神提供了一个可以不断发展壮大的土壤。一个国家，要是不想被灭亡，就要崇尚武力，一个武力强大的国家，才能保证不断发展。例如秦孝公在位时的秦朝。商鞅在军事方面的变法，使秦国军事力量一跃为各国之首，向东击败赵魏两国，为此后始皇帝统一六国打下坚实的基础。在他变法之前，秦国与其他六国一样。
国内的贵族爵位是世卿世禄制。意思是国内的爵位，大部分都是从祖上一直流传下来。是父传子，子传孙代代相传的。这样的制度，使国内阶级固化，底层人民因为没有上升渠道，自身为国效力积极性极低。而贵族层面是世袭爵位，只要不犯大的过错，得过且过也能够一直享受荣华富贵。所以当时的秦国国力弱小，并且被其余五国视为蛮夷（楚国：俺也一样！）但是商君主政，废除世卿世禄制，采用军功制。
即讲爵位分成二十等：1公士，2上造，3簪枭，4不更，5大夫，6官大夫，7公大夫，8公乘，9五大夫，10左庶长，11右庶长，12左更，13中更，14右更，15少上造，16大上造，17驷车，18大庶长，19关内侯，20彻（通）侯。商君立下规定，秦国的士兵但凡在战场上斩首一名敌人，就能够获得一级爵位，良田一亩，宅地九亩，仆人一名。所以秦国无论士卒百姓，皆好勇斗狠，以敌人的左耳为证据，为了获得爵位而在战场奋勇拼杀。
这一方法不仅能够增强军队战力，而且能够缓解阶级固化，为下层人民打通向晋升的通道。使秦国焕然一新，国力极大地增强。故秦地民风彪悍，秦灭六国后，秦国的意识影响着中华大地，北驱匈奴，南征百越。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不断上升。
而在同一时期的崇文精神，也在慢慢发展。自周公制“周礼”，当时的贵族乃至后来春秋战国兴起的“士”阶层，都是崇文精神的代表。但是正因为当时中国处于分裂时期，所以即使是有文化知识的君子士卿，除了掌握诸子百家的思想知识之外，也得拥有武艺。如果你在先秦时代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白面书生，必定寸步难行。
比如说君子六艺之中“礼.乐.射.御.书.数.法”其中两艺射与御便与武艺有关。即使是儒家“至圣”孔子。除了其思想高度无人能比，其武艺亦令人惊叹。《吕氏春秋》曾有记载：“孔子之劲，举国门之关，而不肯以力闻。”而且孔子曾经感叹过，他六艺之中最厉害的其实是射与御。可惜的是，孔子及其弟子带着其儒家仁爱的思想周游列国，虽受礼遇却不受重视。这是因为乱世需用重典，各国君王都在想怎么增强自己的实力，能够打败其他国家，而不是如何教化万民，使其明礼友爱。
可见在先秦时代，崇文与尚武的精神是共同发展的，因为处于长期乱世纷争，所以尚武的精神，其实是压制着崇文的精神。
汉代
在秦朝灭亡以后，汉代我国的尚武精神仍十分鼎盛。例如汉初时期，其时距离战国时代还不久远，许多战国秦代的风气仍有流传，如王公贵族们仍会拥有大量门客。而在民间多有门客的群体，则是“任侠”。西汉任侠之风盛行，这些任侠“救人于厄，振人不赡，仁者有乎；不既信，不背言 ，义者有取焉。”可见多是锄强扶弱，坚守信义之人。
在当时，能够成为任侠，是许多少年的一大梦想。腰间胯三尺青峰，便能行走天下，锄强扶弱。由于西汉时北方的匈奴是一直以来最大的敌人。西汉初期国力并未恢复，在经历了“文景之治”后，汉武帝锐意进取，积极展开对匈奴的战争。在整个国家机器的支持下，国家兵制是实行普遍兵役制。即男子年满23岁就要开始服兵役在役期满后可退役，但仍为预备兵役，在国家需要之时继续投身军队，为国效力。此时汉武帝不仅仅和匈奴开战，西北打通丝绸之路，西南镇服夜郎等国。可见要维持四方征战，我国当时的尚武精神仍是十分高昂。
但是，在武帝需要武力来体现汉朝的声威同时，他却又相信“侠以武犯禁”，个人十分讨厌。任侠所行之事，多可视为墨家的继承者，但是汉武帝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。使儒学成为读书出仕的敲门砖，故儒学成为武帝之后的唯一显学。人人都学习董仲舒的新儒学。压制了国人的尚武精神，提升了崇文的精神。其实主要是，尚武精神占主导地位的话，国民不免好勇斗狠，喜欢以武犯禁。
这对于封建国家统治是十分不利的，所以统治者都希望人民学习儒家的忠君爱国与克己复礼。举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是，太史公写《史记》时文中的《刺客列传》多是褒扬肯定文中的刺客与游侠，肯定他们为国家为乡党所做出的贡献。而在东汉班固写《汉书》时，刺客与游侠则成为扰乱国家治安，危害国家安全的群体。可见在两汉时期，尚武精神与崇文精神的地位已经发生了转变，崇文精神已经开始占据主导地位。
唐宋时期
唐朝，是我国一个恢弘豪迈的时代，是令无数人魂牵梦绕的时代。太宗时期国力鼎盛。文有贞观之治，武有征服四方。被称为“天可汗”当是时我国的尚武精神又重新占据主导地位，因为唐朝初期国力强盛，对外扩张征服不断。每一个诗人，或者说每一个人，都有手提三尺青锋为国效力之梦想。这一点我们从唐诗中亦可感受。李贺的《雁门太守行》“抱君黄金台上意，提携玉龙为君死。”
李白《侠客行》中的“十步杀一人，千里不留行。”都可以感受到唐代前中期那股尚武精神，可是，由于唐朝过于放权给地方节度使。使其拥有极大的自主权扩张军备，终于爆发“安史之乱”，唐朝盛世不复存在。
宋代由赵匡胤成立，他吸取唐代给地方权力过重（自己也是兵变起家），采用“杯酒释兵权”等方法将军权收归中央。并且明言要与“士大夫共治天下”，终宋一代，文人地位极高，而武将永远是受文官节制。并且由于“番戍制度”经常会造成将不知兵，兵不知将的情况。极大的抑制了武人的自主性，使其地位完全店在文人士大夫之下。所以宋代虽然是文人的天堂，皇帝与士大夫有所意见相左时常常会有所让步。但是就因为文人地位太高，时常看不起并节制武将，所以除了中央外地方战力十分疲弱。一直被诸如西夏契丹等国欺负。
赵匡胤
甚至到南宋，程朱理学发展到顶峰，提出“存天理，灭人欲”等思想主张。要求人民要严格遵守三纲五常，灭绝了人的本性。把人民驯化成一只只顺从的“绵羊”，这样十分有利于国家的巩固发展。但也正是因为把人民都驯化了，所以一个国家的尚武精神从此变不复存在。
所以自宋开始，崇文精神完完全全压制了尚武精神。这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地过程，而是两种两种精神互相共存，不断斗争后的结果。执政者的选择，极大的影响了两种精神的胜负。每个上位者都喜欢逆来顺受的“绵羊”，而不是嫉恶如仇，勇于抗争的“恶狼”。
参考文献：
司马迁史记
班固汉书
李太白文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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